毛主席曾经预言，“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浙东军民跨入一九四五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准备召开浙东临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还在上年的十一月，区党委便已向所属的各个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出了关于推选代表的通知。到了一月上旬，各地代表名单都已陆续送来。当时，限于条件，除四明山区、三北等地以外，代表的产生还不可能进行普选，只能协商产生。但各地所推选的代表，都是深得众望的，或者是在某一界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以，群众非常满意。

  一月中旬，当着代表们向四明山集中时，发生了许多动人的事例。慈南县东山乡的农民，给农民代表鲍纯富披红饰彩，打扮得象新郎官一样。代表的身后，跟着一顶四人抬的大轿，轿子的后面有几块标语牌，牌子上写着:

  代表起身时，前有彩旗开路，后有锣鼓压阵，还有鞭炮助威。代表被簇拥在欢送队伍的中间，踏着欢快的锣鼓声，穿街走巷。到了村口，人们又七手八脚地定要扶他上轿。种田人哪里坐过轿子呢！鲍纯富说，“我会走的，跑二三百里也没关系.”大家不依。一位老伯伯故意摆出长辈的架子，生气地说，“你是代表阿拉到民主政府去讲话的，坐了轿子去，讲话就勿慌了。”

  在车厩乡和大隐镇，欢送代表的时候，就象赶庙会一样热闹。群众说“阿拉老百姓从来就没今天介欢喜过，一省的省长，要阿拉老百姓的代表去选出来呢!”他们再三叮嘱自己的代表，“要选出那些能替老百姓谋利益，坚决抗日的人来替国家办大事”

  部队的，不论干部、战士，也不论参加革命早晚，过去都没见过那种场面。大家边看边谈，议论纷纷，从中悟出了一个大道理:‘我们行军打仗，流血牺牲，不就为了人民得解放，当家做主人吗?怪不得老百姓这样高兴，要叫代表坐轿子。他们是在庆祝自己能当家作主了产是呀，革命的大目标应该同这些事联系起来，革命的前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次代表大会是放在梁弄镇正蒙小学里举行的，到会的各界代表共一百零八人。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边远地区代表的安全，各地都派了队伍沿途护送会议从一月二十一日开始，三十一日闭幕。

  会上，连柏生、何克希、谭启龙分别作了行政，军事和政治报告。谭启龙还代表区党委提出了施政纲领(草案》，交由大会讨论、修改。最后，大会通过了这一施政纲领.

  大会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正式选举了浙东行政委员会，以连柏生、吴山民、何克希，张文碧、郭静唐、王嫩中，罗白桦、朱人俊、黄源为委员，产生了浙东参议会，谭启龙为议长，郭静唐为副议长。会后，浙东行政公署正式成立，以连柏生为主任，吴山民为副主任，朱人俊为秘书长，郭静唐，张志飞为民政处正副处长，陆慕云、张蓬为财经处正副处长，黄源、楼适夷为文教处正副处长，罗白桦为四明地区行政专员，王姻中为三北地区行政特派员，杨思一为会稽地区行政特派员，顾复生为淞沪地区行政专员.

  在这一批当选者的名单中，我想提一下三个人的名字，第一个是连柏生。这年，他才不过三十多岁，比我略长几岁，也还是个青壮年。他的家乡在浦东南汇县。抗日战争爆发前，是上海市立洋径中学的教员，还热心地创办了飞虹小学，招收平民子弟入学。“八一三”事变后，他回到家乡，积极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担任了两个区的民众组织的指导员，接着又被群众拥为区长，并担任“抗卫二大”大队长。说起来，他还是个有着一二十年党龄的老员。他之所以接近，迫求，就凭着一个事实:上海沦陷了，浦东沦陷了，的队伍一批一批败走了，打着各种旗号的所谓抗日游击队，也都在日军的“清乡”、“扫荡”中逃的逃，散的散、降的降，没了踪影。可这时，却挺进敌后，支持、援助他们的“抗卫二大”坚持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成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也就是我们三五支队前身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柏生的这个由员变成员的经历，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

  浙东行政公署副主任吴山民，是金华地区大名鼎鼎的人物，曾在政府里断断续续地干了十五年。他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在全省文官考试中被录取为县长，先后出任过浙江定海、义乌两县的县长。他的信条是“奸官自为之”。但是，旧社会腐败的官场和那些贪官污吏容不得他“好官自为之”，因而屡屡遭到免职，甚至关押、查办，落得个罢职归田的下场。一九四二年，义乌沦陷，当地党组织在他的家乡树起抗日的旗帜，使他得以真正获得了施展为民谋利，为地方办事的抱负的机会，出任金义浦办事处主任之职。这次，当他来四明山开会时，不但无畏于沿途日伪军的道道封锁和长途暇涉的艰险，而且还特地带来了他那视若拿上明珠的爱女，把她送进了革命队伍。吴先生的这段经历，岂不是也很能发人深思?

  第三位是当选为副议长的郭静唐。这位可敬的先生原是省政府的参议，曾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奉当局的命令来到四明山区，与我们共商团结杭战的事宜。行前，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陈沛，都曾对他面授机宜，嘱其“勿负使命”。其实，方面也了解他的身世经历。他是五四运动时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代表，是一个有名的反帝反封建的进步青年，又是一九二四年加入的老党员，二十年代曾经在其家乡余姚等地与人兴办《余姚评论穷、《余姚青年》等进步刊物，并多次组织盐民协会，开展大规模反封建斗争，因而几次兰番地受到通缉追捕。三十年代，他转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部工作，致力于出版鲁迅、茅盾、郁达夫、丁玲等人的著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归家乡积极从事扰日救亡活动，因而于一九四0年八月被捕狱，当局阴谋在押赴金华途中将其秘密杀害。幸亏那位押解的排长是富有正义感的青年，十分敬佩郭静唐的为人，不忍加害，弃枪而走。之后，在关押于上饶集中营期间，郭静唐依旧坚持斗争，并积极帮助难友越狱。他得以出狱并担任省参议员和谈判代表，完全是黄绍竑的主意。其中自然也考虑到郭静唐在浙东人民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可以被黄利用。但是，郭静唐自有主张。当他来到四明山以后，眼见浙东游击纵队坚决抗日，深受人民拥护，根据地内实行民主政治，远比沦陷之前治理得好，表示十分敬佩。同时，又对我们不但得不到政府一枪一弹的接济，反被骂为“奸党好匪”，时常遭到军队“围剿”的处境深表同情。于是，他就把陈沛的部署和兵力统统告诉了我们。对于郭静唐先生的这种正义行动，我们当然是根感谢的。但我们仍希望他回去，回到黄绍竑、陈沛那里，为我们呼吁呼吁，做点工作。他回去后，因为坚持正义，坚决反对内战，引起了当局更大的疑忌，处境十分困难，旋即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冲破重重险阻，再度来到浙东敌后。郭先生的一片爱国之心着实令人敬佩。后来，郭静唐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加入中国。比起连柏生和吴山民来，郭静唐的经历是更富于戏剧性的.

  如今，时间已过去四十多年了，谭启龙仍然念念不忘这一次的大会。是他一一列举了三北大地主毛契龙、虞家芝、张志飞，慈南的李纪佑、李苇初，梁弄的邵于炳、朱祥甫，诸暨的何文隆和原北京大学校长何燮侯，以及邮西一批乡长和士绅的姓名，一一说明他们“都是表现很好的”，在浙东敌后的抗日斗争中“是起了非常大作用的”。叫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他们的功劳。

  这次各界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部队也是“一界”，去了不少代表。他们回来后都作了认真的传达，传达中又都讲到代表们对部队如何如何感激，如何如何尊敬的情况。由此，部队代表也深受鼓舞，说是部队流血牺牲、英勇作战不只是为了多捉俘虏多缴枪，也不只是为了扩大根据地，更重要的是为人民争来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认识到这一点，干革命的劲头更大了，今后要更加自觉地当好人民的卫士。同时也说到，大会主席团一再要求大家给党政军领导提意见，号召大家发扬民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大家总还有些不习惯。有的人只带耳朵，不带嘴巴。这种情况，几位领导也对我说过，报纸上也登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广大人民长期受旧政府、旧军队的压迫，根本丧失了民主的权利，一且有了民主，可还不知遒怎么使用呢1用起来也很不习惯。相比之下，部队代表的民全精神就好得多，那原因自然是由于我们部队历来讲民全，对内强调官兵一致，对外强调军民一致的缘故。那些投诚、起义和被俘以后自愿参加我军的，开始时常常会闹出一些在干部面前不敢讲话，只知一味的服从，而在老百姓面前又要逞凶霸道的事来，也是因他们一时还不习惯讲民主。有的干部长期克服不了军阀残余的习气，从根本上来说，也还是没能真正了解我们部队的性质。

  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不久，各地很快掀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当时，新成立的浙东行政公署发布了《浙东行政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无疑，这对于群众性的参军活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但主要的还是群众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有一天，鄞县樟水、密岩两个乡在王家东头的沙滩上联合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参军。谁都没有料到，当场报名的竟有一百三十多人。主持会议的只好告诉他们，“名额有限，还要好好挑选。”而对这一情景，密岩乡的老乡长汤全贵惊呆了。日前，在乡干部们研究这一工作的时候，有人提出力争动员一百名，他不赞成。人家以为他又要叹苦经，诉说他从前当乡长时替军队抽壮丁，连骗带抓，一个乡也很难抓到三几个人，落得个上面吃王法，下面叫皇天的结局的苦楚。但是，他没有翻这个老皇历。他只是说，数目太大，要落空的。现在不但不落空，反而大大超出，还要好好挑选。他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站在一边看着，只见有一些个子生得矮小、身体不够结实的人被挑出来了，家里吃口重、兄弟少的人也被挑出来了可他们又都不服气，说乡里不公平，参加不了主力部队，就非要参加地方部队不可。汤乡长有意裸他们的居，从旁劝说，“前方后方都是抗日，不参军也好抗日”青年们大为不满，同他争论，还说他对主力部队的看法有问题，以后不选他当乡长了。

  不过，青年们说得最多的有两点。一是讲，说不定日寇哪一天就倒台了，这次参不到军，下次就没机会抗日了。二是讲，当家人要有当家人的样子，省长归阿拉选，专员、县长归阿拉派，根据地就要阿拉自己保卫。汤乡长无言以对，只好认输。结果，挑选出一百零七人，送到了纵队司令部。其余的，留在县、区的自卫队。

  那些天，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人从统治的台州地区跑来参军。他们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成群结队的来。他们又都是逃壮丁来的。逃壮丁，那就是逃避当兵，既然逃出来了，可又为什么苦苦哀求要当新四军?他们说，“四明山人当兵为百姓，为自己，我们也要当这种兵。”

  这些事，对部队的教育很大，等于上了一堂“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政治课，增强了拥政爱民的自觉性参军的人数，大大超过了预定的计划，而在时间上又是大大的提前。这样，部队经过整训，又经过充实，便“兵强马壮下山岗”了！

  二月二十日，我们得到情报，伪军第三十六师师长陈桐，率领所属一六三团、一团、一六五团共四千佘人，窜入上虞境内，企图占据上虞城(即今丰惠镇)及章镇、汤浦等三个要点。从地图上看得很清楚，这三个地方呈三足之势，中间有一条曹娥江穿“鼎”而过。那章镇，是曹娥江南段的一个重要码头，东连四明、西邻会稽两大山脉，是挺五纵队张俊升部的老巢;那上虞城，位于章镇东北，归挺四纵队田岫山部控制。

  从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役结束以来，我们与田、张两部，暂且相安无事。这一些状况，敌人当然是知道的。

  伪军一次出动这样大的兵力，这在浙东敌后战场还不多见。伪军出扰，目标首先不是对准我们，这更是前所未有的。

  二十一日，又得情报:伪军三十六师，分兵攻击章镇、汤浦，遭张俊升部抵抗，敌师长陈桐亲率主力包围上虞，占据城外制高点，下午一时开始攻城，傍晚，敌调集卫士连、独立营及火炮多门至西门一带，并搬运长梯作攻城准备。上虞告急，城中居民陷于恐慌混乱之中。

  纵队领导连夜研究，决定出兵救援，以解上虞之危。我们向部队讲清楚，党领导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抗日保民、援助友军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人民的军队，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外，决没有另外的利益。田岫山背信弃义，反复无常，充当打手，这都是事实。但咱们不可以放弃正义而去乘人之危。为了打击日伪军，为了城中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为了今后团结田岫山抗战，我们该不计前仇....…我们的指战员，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一致拥护领导的决定.

  二十二日，在何克希司令的亲自指挥下，我五支队及警卫大队以神速的动作驰援上虞。根据事前掌握的情况和实地的侦察，我们向何司令建议: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城北黄泥岗一线，是我们选定的薄弱环节，因为这是敌人的助攻方向。这一建议，得到何司令的批准。

  这天中午，当我们隐蔽地接近上虞近郊时，敌人还在向城中打炮，双方枪战激烈.

  下午一时，部队运动到贝王家附近，得知有一股伪军正在村中吃饭，便迅速发自攻击。枪声打响时，只听得有的敌人哇哇叫喊:“是灰军装l”“灰军装户伪军穿黄军装，田岫山部队也穿黄军装。敌人根本就没有想到，穿灰军装的新四军会不计前仇，赶来解救被围的田岫山，越是没想到，也就越是被我军打得措手不及。这股敌人扔下饭食，拔腿就逃，当中有几个机灵些的，见脚下有一片草地，便点起了火。眼下，正是残冬季节，百草枯黄，见火就着。偏巧草地连着坟地，坟地上荒草丛生，转瞬之问，便已烧起了一片熊熊大火。敌人以为，借着这浓烟烈焰的掩护，便可以溜之大吉了。可是回头一看，穿灰军装的新四军已经从火焰中冲了出来，前面又是一遭河流。敌人进退不得，全都乖乖地举起双手，缴枪投降。们一鼓作气，接连攻占了谢家、毛竹篷、竹坂，接近了西门。战斗到下午四时，敌全线溃退，上虞之围解除了.

  这次战斗，共毙伤敌营长谢维宪以下官兵五十余人，俘虏八十余人，缴获轻机枪四挺，手炮一门，步马枪七十五支。应该承认，对于数千之众的敌人来说，损失不是太大，并未受到歼灭性的打击。但对我们来说，却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解围、救搜的任务。城围既解，我们部队没有进城。当时，城墙上站有不少田岫山部队的官兵，他们一个个面露喜色，有的攀起了枪，向我们频颇招手，也有的向我们欢呼，麦示感谢。城里城外的群众，却又是另一番情景。他们自发地搞起了慰劳活动。

  当时刚好是新春正月，家家户户多少都还有一点年货。群众抬的抬、捧的捧，定要我们喝一点自酿的米酒，自打的年糕、自裹的棕子、自做的糖食，有的还非要把们拉到屋里去不可。我们不肯收，当然也不能接受他们的邀请。面对着弹痕累累、门窗毁坏，杂物遍地的战乱景象，大家都赶着慰问群众，说是新年新岁，遭了伪军的抢掠，又受到了炮弹、子弹的惊吓，们的心里实在不安。这些，原本都是实情。但经我们一说，许多人的眼圈都红了，有些妇女流下了眼泪。一时间，军民们全都无话可说，默默地对看着，空气很是沉闷。

  也难怪群众伤心。他们指指背后的城墙，又指指被新踢得不象样子的房屋，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低声地说出了四个宇:“一样货色。”说完，又朝四外看看，生怕被城墙上的人听到了。

  我们懂得“一样货色”是啥意思。那是说，在欺压老百姓这一点上，田岫山部队比伪军好不了多少。

  说实话，包括我自己在内，大家都很同情这一带老百姓的苦处。但是，为了团结田岫山抗战，我们只好劝慰他们“日寇、伪军恐怕不大敢来了。来了的话，挺四纵队会打，我们也会来相帮。”

  群众见我们真的要走，拉是拉不住的，便又一个个扬起笑脸，说“三五支队的肚量真大哇，一点也不记仇。”有些老年人说得更加风趣“量大福大嘛。”

  就这样，我们带着上虞城关人民的深情厚谊，带着他们衷心的祝愿和期望，回到了自己的驻地。

  后来，我们从审问俘虏中查明，伪军三十六师倾巢出动，是想要挤走、打走田、张两部，占领曹娥江两岸的大块空隙地带。所谓空隙，那是指的日伪军与田，张之间素来没太多太大的冲突。以前日军有意长期保留这块空隙地带，这不但对他自己并无损害，相反地，还可通过田、张来限制坚决抗日的新四军。那他今天为什么又要派兵企图占领这一空隙地带呢?据俘虏交代，是为了扩大和巩固占领区。这倒是一个有用的情报，这说明敌人还要进行垂死前的挣扎。提醒我}i要在胜利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

  如同我们所预料的，俘虏们又作了证实。他们出发的时候，伪军头目就一再给他们担保，担保新四军不会派兵增援田的山，因为田岫山和新四军有仇。所以，他们一听说穿灰军装的队伍到了，心里就发毛，无心再打。这就进一步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党的政策的正确。

  这一仗，我们的伤亡不大，共有三个牺牲和七个负伤，并且只消耗了一千多发子弹、十颗手榴弹。充足表现了冬季练兵的成果，说明部队战术、技术水平都有提高。但是，有一件事使得我们上上下下都感到异常的悲痛，我们的老红军战士、纵队政治部保卫科科长邱子华在战斗中牺牲了。

  二十二日早晨，援救上虞的参战部队集合完毕，何司令正要作战斗动员，政治部几个科长一齐跑来要求上前线。打起仗来，机关的政工干部都喜欢到第一线的部队去。这也是部队的优良传统之一。何司令原想告诉他们说，“今天这样一个战斗，是用不着三位科长一齐出发的。”但他又觉得不能影响他们要求参战的热情，便默认了。当时，参战部队的一个就曾经开玩笑说，“好哇，政工干部都配备齐全了，宣传鼓动有江(岚)科长，组织工作有徐(放)科长，抓了俘虏有邱(子华)科长.”等到枪声一响，邱子华便和所在连队的战士一起，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战斗。这一行动，充足表现了他处处以身作则的优秀品质。邱子华牺牲时才有三十岁，可他已经有了十六年的革命历史。他九岁替人家放牛，十二岁学当泥水匠，十四岁时在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老家参加农民暴动，十六岁加入青年团，十七岁入党。在皖南事变中，他带了十几个英勇突围，在苏南敌后的反“扫荡”中身负重伤.....确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老千部。他的牺性，使人民失去了一个忠诚的卫士，使党失去了一个好党员，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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